​14世纪横行欧洲的黑死病在造成1/3的人口死亡后是怎么结束的

14世纪横行欧洲的黑死病在造成1/3的人口死亡后是怎么结束的

瘟疫是由于细菌、病毒等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恶性传染病。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等等。人类的进化发展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不断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事实上这场持久战目前仍在继续，甚至可能会伴随人类这个物种的始终。历史上有些瘟疫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也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公元前430年古希腊雅典城的大瘟疫导致雅典损失了25%的人口。公元164年罗马城的瘟疫造成了7%—10%的平均死亡率。14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当时欧洲超过1/3的人口都死于这场浩劫。欧洲殖民者带到美洲的天花病毒使美洲人口在一个世纪内锐减近95％。1918年发生的“西班牙流感”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导致全球超过10亿人感染、超过2500万-5000万人死亡。

公元1500年一般被作为世界历史的分界点：在此之前的世界史主要是各文明区域的独立发展史，在此之后才真正形成了全球一体的世界史。在公元1500年以前华夏文明、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都是各自发展的，至于美洲、大洋洲在当时尚未被生活在旧大陆的人所发现。正是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把昔日世界各地独自发展的历史融汇成为了全球一体的世界史。

事实上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14世纪的黑死病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之一。“黑死病”其实是一个直到近代才开始被使用的术语。当年这场疾病肆虐欧洲时人们直接将其称为“大瘟疫”、“大死难”、“大灾难”。当时的人对黑死病特征的记录中有一些是关于淋巴腺肿的描述，这与19世纪发生于亚洲的淋巴腺鼠疫比较类似，所以很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14世纪的黑死病可能就是一场鼠疫。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黑死病究竟是不是鼠疫持有不同的观点，不过这里我们姑且按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将黑死病视为鼠疫。鼠疫这种疾病是由一种被称为鼠疫杆菌的细菌引起的：这些寄生于黑鼠、旱獭等动物宿主的细菌可以借由鼠类身上的跳蚤作为媒介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动物。一般认为鼠疫这种疾病最早出现于中亚，后来通过丝绸之路贸易传入中国和中东。

不过直到14世纪欧洲人还从未接触过鼠疫，因此对这种从未经历过的疾病没任何抵抗力。公元1346年西征的蒙古大军在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如今的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时用抛石机将患鼠疫而死之人的尸体抛入城内。当时城内的一支热那亚商队在蒙古人破城以前及时逃回了自己的老家——意大利的热那亚共和国。当热那亚人为逃过蒙古人的屠杀而沾沾自喜时并没意识到他们把死神带了回来。

事实上这些热那亚人很可能在卡法城时就已感染了鼠疫，只是尚处于潜伏期的他们并没意识到这点。一场大瘟疫以卡法城为圆心以顺时针方向完成了对整个欧洲的传播：1347年9月黑死病传入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港口城市墨西拿，11月经水路传到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和法国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1348年1月黑死病传入威尼斯和比萨，同年3月又传入了位于意大利中心位置的工商、文化重镇佛罗伦萨。

随后这场瘟疫从意大利北部经布伦纳山口传到了蒂罗尔、克恩腾、施泰尔马克、维也纳等地。在法国黑死病以马赛为起点横扫了从普罗旺斯到诺曼底的整个国家。1348年夏黑死病在英国多塞特郡的港口爆发，同年8月黑死病传入英国首都伦敦，次年整个不列颠岛都沦陷了。1349年初黑死病从法国的东北部越过莱茵河传入德意志地区，随后又转向北欧、东欧等地，直到1352—1353年最终来到了俄罗斯。

在1348年的疫情高峰阶段佛罗伦萨、威尼斯、伦敦这些欧洲大城市的死亡人数均在10万以上。佛罗伦萨作家乔万尼·薄伽丘在他的作品《十日谈》中写道：“这场瘟疫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疾病。那情形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不，情况甚至比这还要严重：不要说接近病人，就是跟病人说话就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接触过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会立即染病”。

在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下一旦患上黑死病就几乎意味着被判了死刑。黑死病患者会出现明显的皮下出血现象，最后全身长满黑色的血斑而死，因此这种恐怖的疾病就被称为“黑死病”。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突然倒地身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这一切都是当时欧洲所发生的真实场景。

黑死病直接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加之疫情期间造成的饥荒、战乱一共造成了高达五千万的人口损失。黑死病的大规模爆发和当时欧洲脏乱差的环境密切相关：黑死病的传播媒介是鼠类、跳蚤，而这些动物恰恰最喜欢阴暗脏乱的环境。自从人类建立起城市以后垃圾的烦恼也就随之而来。古代中国很早就有清理垃圾的意识。

唐代的长安城就出现了专门清理垃圾、粪便的职业，到了明代北京城已经有污水排水管道。西方的罗马帝国也同样曾建立过复杂的地下排水系统，然而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建设比起罗马时代反而大大退步了。日耳曼蛮族尽管用强大的武力征服了罗马帝国昔日的疆土，然而日耳曼人在城市建设方面比起罗马人差得实在太远了。中世纪欧洲城市的环境基本上就和今天的印度差不多。

那时的欧洲城市随处可见露天厕所，更有甚者直接随地大小便的也不在少数。罗马时代的地下排水系统早已被废弃，因此各种生活垃圾被到处随意堆砌。老鼠、跳蚤在这种脏乱差的环境中随处可见，加之中世纪的欧洲人又不喜欢洗澡，所以那时几乎人人身上都有跳蚤。中世纪的欧洲被誉为黑暗时代：这一时期欧洲的科技、文化、医疗、城市建设方方面面比起罗马时代都出现了大幅的倒退。

那时的欧洲除了教会神职人员以外几乎全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村头一个铁匠铺打造出来的产品在当时就算是高科技产品了。当时欧洲医生治疗疾病的常规手段就是放血疗法，可这种治疗方法对黑死病完全不起任何作用。绝望之中的人们只得寄希望于全知全能的上帝，可无论如何虔诚地祈祷也丝毫没能缓解疫情的蔓延。久而久之人们开始对上帝产生质疑了。

眼瞅着整个欧洲大地被黑死病肆虐蹂躏，然而上帝却并未出手拯救他的子民。这不能不令当时笃信基督教的欧洲人感觉迷惑。教会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把瘟疫归咎于犹太人、穆斯林这些所谓的异教徒。黑死病期间欧洲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针对犹太人、穆斯林的宗教屠杀。不过黑死病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也不完全都是苦难，事实上黑死病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正是黑死病促进了近现代医学史上隔离治疗制度的发展：在传统的治疗方法不管用的情况下人们被迫开始采取隔离措施。1348年黑死病传到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时当地的大主教下令对最先发现疫情的3所房屋进行隔离：在其周围建起围墙，不许里面的人迈出半步，外面的人只把食物等必需品放在门口就必须离开。后来许多城市都采取了与米兰类似的隔离措施。

一般情况下病人会被隔离在自己家里，但也有一些地方做出过一些极端行为：把病人放逐到荒郊野外任其自生自灭，更有甚者直接把病人活埋以避免传播他人......这样一些极端案例在当时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但即使在当时这也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更多的人还是被隔离在家中：会有专人给他们提供食物等必需品，但患者不允许踏出家门半步。隔离者居住的房屋会被写上了一个大大的“P”字。

这是为了警告、提醒路人：此屋住有黑死病人，所以要小心迅速躲开。通过这种严密的隔离措施使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在市镇间的传播被大大减少，因此黑死病通过鼠类、跳蚤传染给人的风险就被降低了。当然那时的隔离措施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对病人污名化的负面效果。14世纪欧洲的隔离措施并不是绝对正确的，但这些措施对推动人类近现代医疗隔离制度是一次关键的试验。

事实证明隔离实行得越严格的地区鼠疫向外扩散的风险就越低。最先采取隔离措施的米兰在黑死病肆虐欧洲的那些年成为了损失最小的“幸运之城”。在此后的几百年间通过隔离防治鼠疫逐渐成为地中海世界司空见惯的做法，而且人们也吸取了14世纪隔离制度的负面教训从而使隔离制度更加正规完善。黑死病在促进近现代医疗隔离治疗制度发展的同时也间接成为了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诱因之一。

黑死病的肆虐打破了人们对上帝的迷信盲从。有些人逐渐意识到成天祈求上帝并不会使自己得救，那么说到底自己的命运还是得掌握在自己手中。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一种人文主义思潮开始在欧洲日益流行起来。正是这种人文主义思潮促使了文艺复兴的诞生，而恰恰正是文艺复兴标志着欧洲由蒙昧落后的中世纪迈向富强文明的近现代。上文提到的黑死病肆虐时期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正是人文主义作家的代表之一。

人文主义思潮荡涤了欧洲人脑海中昔日那些陈腐的旧观念，从此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人们在冲破陈腐观念的束缚后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探索未知世界的冒险精神。大约从公元1500年起欧洲人开始两方面的探索：一方面是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人在地理上对未知新大陆的探索；一方面是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黑死病因此被视为欧洲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契机，然而当欧洲人远航新大陆时其实他们还没能找到真正能战胜黑死病的方法。黑死病的最终结束与其说是瘟疫被消灭倒不如说是瘟疫传播的途径消失了。黑死病在一番肆虐造成欧洲1/3以上的人口死亡后开始基本稳定下来：大批的死者被焚烧，无数村庄连人烟都没有了，活下来的人基本都采取了隔离措施且已再带抗体。

在这种形势下黑死病终于得以暂时消停下来。为什么说是暂时消停下来呢？因为在此后的三个多世纪内鼠疫仍时不时在欧洲卷土重来：光是在英国一隅之地旧先后于1563年、1593年、1625年、1665年爆发过鼠疫。光是1563年的鼠疫就夺去了2万伦敦人的性命，以致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不得不带着朝臣逃离了首都伦敦。当鼠疫在欧洲卷土重来的同时位于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也逐渐成为了鼠疫重灾区。

明朝末年天灾与人祸交织在一起终于诱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鼠疫。据山西、河北等地的地方志记载：崇祯六年山西兴县爆发鼠疫，此后逐渐蔓延开来。到了崇祯十四年鼠疫已蔓延到了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此后瘟疫一直延续到崇祯十七年。在瘟疫蔓延的十一年间当地的地方志记载道“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崇祯十六年鼠疫蔓延到北京：这年4月北京城每天死亡的人数已达到了上万人。

据统计这场鼠疫导致20多万北京人死亡，而当时北京城一共也就只有80到100万人口。地方上的情况也丝毫不比京城乐观：根据当时的地方志记载称“崇祯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京师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当时的医生用传统的伤寒法医治鼠疫却始终难以见效。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江苏吴县的吴有性针对病症潜心钻研认真总结后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吴有性从病因学方面将温疫与一般外感病区别开来并与伤寒病加以区分。吴有性突破了六气致病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传染病病原观点。他的这些观点现在已被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既然总结出了新的病因，那么也就需要开创新的治疗方法：吴有性研究出刺血法给病人治病，此举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

公元1793年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爆发鼠疫。诗人师道南所著《死鼠行》中描述当时的场景是：“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就在师道南写下这首诗后没几天他自己也被鼠疫夺走了尚不满30岁的年轻生命。到了19世纪后半叶中国已然成为鼠疫的重灾区：从19世纪60年代起广东各地不断爆发鼠疫。1867年广东西部廉州府港口北海（如今属广西）爆发鼠疫。

1893-1894年鼠疫传入了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带的顺德、广州等地，随后又传入了86千米外的香港：1894年5月8日时任香港公立医院代理主管的劳森医师发现了香港第一个鼠疫病例，3天后香港出现了第一例鼠疫死亡患者。由于港英政府防控不力导致疫情从香港这个大商埠向全球各地蔓延：1896年鼠疫传播到了台湾，1898年鼠疫传到了非洲的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等地。

不久之后埃及、日本、葡萄牙、巴拉圭等地继续爆发鼠疫。1900年菲律宾、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也陆续受到波及。这次鼠疫应当算是最早的全球性疫情：当时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一部分地区较好地使用了现代化的防疫手段遏制了疫情的蔓延，然而更多的地方根本无力阻止鼠疫的侵袭。最终这场鼠疫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超过100万人死亡。1910年中国东北又爆发了一场夺去6万余人生命的鼠疫。

这是中国自诞生报纸等近代新闻媒体后第一次迎战这样的大规模传染病，所以有关这次鼠疫的记载比古代瘟疫更为详实。这场鼠疫后来被称作“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俄两国的势力也趁机试图以防疫的名义要求接管东三省。马来西亚归侨伍连德被清政府紧急任命为东三省防治鼠疫全权总医官。在此之前国际医学界通常认为鼠疫是通过跳蚤在鼠类和人类之间传播。

然而伍连德根据自己在当地的观察得出结论：这次爆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鼠疫是一种通过飞沫传染的新型鼠疫，是在人际间通过呼吸道扩散的产物，也就是说这次的鼠疫可以人传人。当时防治鼠疫的传统办法是展开灭鼠运动：当时的奉天城（今辽宁沈阳）官府甚至明码标价”捕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由就近巡警发给“。吉林、黑龙江两省也迅速跟进，整个东三省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

灭鼠风潮也波及到关内的京津地区，连远在千里之外的汉口也颁布告示：”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元二枚“。然而如果伍连德的结论成立，那么此前这一系列防治工作就只是劳民伤财之举。况且大规模的人口集聚现象反而可能对防控疫情有害无益。伍连德在实地考察后向防疫大臣、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提出了九条防治意见：应当先行停止捕鼠，然后将防治工作的重点调整为隔离患者、封锁疫区、控制交通、禁绝行人等等。

他的这些主张归纳起来其实就是”封城“，以此切断人际间的传播扩散。当时日、俄等国的医学专家对伍连德关于中国东北鼠疫是通过飞沫传染的新型鼠疫这种结论根本就不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青年医生居然要推翻国际医学界公认的理论，这在当时对中国怀有偏见的国际医学界几乎引起了颠覆性的震动。然而最终的事实证明伍连德的结论是正确的。

正是伍连德给朝廷提出的九条防治意见成为了人类防治鼠疫的转折点之一。在禁绝行人交通之后伍连德又发型了疫情防控的一处死角：当时街头堆积了大量一时难以处置的死尸。作为微生物学博士的伍连德知道鼠疫杆菌可以在低温状态下存活很久，东北的冬天显然很适合鼠疫杆菌的存活。尽管死者不能通过“飞沫传染”，但在这个病菌的温床上搬运尸体的救护队、负责埋葬的杂役工染病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更何况谁又能保证死者家属不会前来祭奠哀悼呢？谁又能保证尸体上的病菌不会通过老鼠引发雪上加霜的典型性鼠疫呢？然而在天寒地冻的东北掘地埋尸绝非易事。因此当时哈尔滨有几千具尸体迟迟无法下葬。这就成为了新的传染源，然而如果要在暴尸一个多月后再行安葬，那么只怕埋尸工会百无一存。只有火化才是最安全、最便捷、最有效的办法。

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焚尸在当时绝对是要冒着被人戳脊梁骨的风险的。当焚尸的念头涌现在脑海时伍连德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当伍连德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当地的地方官和参与防病的医务人员全都一致认可他的方案。然而谁都不敢轻易下这个决心。伍连德鉴于疫情的紧急性上书朝廷要求以圣旨的名义强制推行焚尸工作，朝廷收到他的报告后也产生了极大的争议。

三天后外务部紧急发来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宣统三年的大年初一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庆祝新春佳节，而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上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浇上煤油付之一炬。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因为焚烧死尸切断了鼠疫传播，从这一天开始道外区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竟然下跌了。焚尸工作进行到第二天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183名下降至165名。

此后每日死亡人数日渐消减。1911年3月1日夜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当时针指到午夜0时哈尔滨道外区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百年前的这场东北鼠疫就这样渐渐成为历史，然而人类并未就此彻底摆脱鼠疫的威胁。此后鼠疫仍在世界范围内有过多次大流行，我国在解放前也曾发生多次流行。

事实上人类逐渐摆脱鼠疫的威胁更多是随着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卫生习惯的养成实现的：如今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环境不要说14世纪比，即使比起百年前也早已大大改善。人们也不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食物也要完全熟透才吃，人们还开始养成勤洗手、勤洗澡的卫生习惯。如今鼠疫在包括我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已基本绝迹，但偶尔仍会有极个别的零星病例出现。

那么我们该如何防范鼠疫呢？我们普通人要在生活中多运动、多吃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以增强免疫力。同时要尽可能避开传染源：避免接触鼠类、旱獭等啮齿动物，避免处理不明死因的动物，不要到疫区旅游或活动。由于跳蚤叮咬是腺鼠疫的重要传播途径，所以生活中可使用驱虫剂驱赶跳蚤。如果近期去过疫区或接触过鼠疫患者应当在事后隔离观察9天，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当立即就诊。